近3年來，至少有6名環保系統廳局級及以上官員轉任黨政要職。

在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探索建立的跨地區環保機構，將獨立于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設有專職人員，有望在2017年下半年設立。

在京津冀治理大氣污染的“決戰年”，北京來了一位新的代理市長。2017年5月27日，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出任北京市副市長、代理市長的消息一出，北京人紛紛在朋友圈刷屏，表示期待藍天。

半年內，環保部正副部長先后赴任北京、河北兩大空氣污染嚴管區。有環保系統人士認為，這既為京津冀跨區域合作治污鋪平道路，也彰顯著中央狠抓京津冀污染治理的決心。

與此同時，梳理發現，自2014年以來的3年間，包括陳吉寧、李干杰在內，至少有6名環保系統廳局級及以上官員赴任各地黨政要職。

環保部長這兩年

在北京，從環保部所在的平安里到北京市政府辦公地東交民巷距離只有5公里，陳吉寧從成為國務院最年輕的部長，到履新北京市代市長，走的路也并不算長。

2017年5月27日，北京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九次會議決定，陳吉寧任北京市副市長、代理市長。這距離他上一次從清華大學校長調任環保部部長，僅有2年零3個月。

會上，已升任市委書記的蔡奇推薦陳吉寧時評價其“視野開闊，改革創新意識強，敢于擔當，敢于碰硬，抓工作力度大”，擔任環保部部長以來，“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則認為此任命是“領導干部任用的高知化、高學歷化”的表現。

“抓工作力度大”是在環保部工作的人明顯能夠感受到的。一位從環保部派出機構借調到相關處室的工作人員回憶，到了天黑，很多辦公室的燈都亮著，借調半年，休假時間屈指可數。2015年冬，京津冀連續遭遇重污染天氣，一名華北督查中心負責河北的工作人員戲稱，家里凳子還沒坐熱，接到命令就又要回到河北。

陳吉寧在環保部上任的首場座談會上，就對媒體承諾，“今后環保工作要把環保執法過軟翻過來，要讓守法成為常態”，兩年后回顧時，他稱“環境守法的態勢正在逐步形成”。

這兩年間，“強勢環保”成為環保工作的關鍵詞。在從“督企”到“督政”，新環保法提出“按日計罰”，中央環保督察、各地環保督查成為常態，約談地方主官也成常規手段，據媒體統計，僅在其上任的第一年，平均每21天就有一個城市被約談。

環保系統內，也顯示出陳吉寧“敢于擔當、敢于碰硬”的作風。358家“紅頂”環評機構全部“摘帽”，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開展垂直管理試點。

另一大亮點在于信息公開。近年來，大氣、水環境等質量數據正在逐步公開。記者們的感受是，收到通稿和材料的頻率更高，“大小吹風會、發布會隔兩三天就有一個，重污染期間更是天天往部里跑，以前很罕見。”

就在前不久，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收到了河北一批高架源實時監測數據公開的消息。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與陳吉寧座談時，馬軍曾提出這一問題，他認為這是陳吉寧上任后，大力推動信息公開的縮影。“行政命令只是一個方面，實際上利益糾葛盤根錯節，破除一堵一堵圍墻非常困難，信息公開就好比直接掀掉蓋在圍墻上的厚頂，效率遠高于前者。”

2017年3月8日下午，全國兩會期間，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在“部長通道”回答記者提問。

高壓之下，環境問題有所改善。作為大氣污染重災區的京津冀區域，2015年PM2.5平均濃度同比下降10.4%，2016年同比下降7.8%。盡管如此，北京仍然“壓力山大”。根據“大氣十條”2017年減排目標，北京PM2.5濃度需要下降25%，年均濃度達到60微克/立方米。

要完全實現這一目標，國家城市環境污染控制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彭應登用了兩個“很難”形容：“現在北京能采取的基本措施，可以說都已經用完了，在基礎手段上再加碼，措施見效有滯后性，并不能立竿見影。”他預估，散煤治理還要一年半到兩年，污染企業清理、取締到位也還要兩到三年，加之周邊地區污染物的影響，達到“大氣十條”年均濃度的目標，北京還需要兩到三年。

可以說，陳吉寧調任北京的這一年，正是北京實現“大氣十條”目標的決戰之年。此前北京市環保局局長方力公開表示：“北京將以超常力度治理大氣污染。”而在2017年31份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中，北京市是唯一一個將環保壓力排在“問題和困難”第一位的：“人口資源環境矛盾依然突出，空氣污染、交通擁堵、垃圾污水治理任務艱巨，治理‘大城市病’還要下很大功夫。”

陳吉寧要在北京解決的，正是他本人早在多次調研北京時指出的問題：“首都北京的環境質量能否改善，關系黨和政府的公信力和執行力，關系人民群眾的健康福祉，關系我國對外交往的國家形象。”

正副部長先后赴任京冀

盡管陳吉寧是北京首位具有環保工作經歷的市長，但他并非環保系統唯一一個調任地方的官員。僅在半年之前，時任環保部副部長、國家核安全局局長的李干杰就赴任河北，被任命為河北省委副書記。根據公開報道，其工作內容主要集中于扶貧與環保。

李干杰此去河北，在彭應登看來，其任內的最大亮點在于推動了“1+18”一攬子方案，即《關于強力推進大氣污染綜合治理的意見》和18個專項實施方案。方案中，河北提出要“挖病根”，18個專項涉及工業企業退城搬遷、產業結構優化，以及燃煤鍋爐治理、劣質散煤管理等多個核心問題，任務清單把工作量化到部門、街道甚至企業等相關單位。

據《中國環境報》報道，河北環保廳副廳長殷廣平參與了意見制定的整個過程，在河北工作三十余年，任河北省環保廳副廳長也近十年，他形容此舉為“下狠手”，稱河北治霾力度前所未有。

2017年5月初，在河北省大氣污染綜合治理培訓班結業式上，李干杰強調“以決戰決勝姿態抓好大氣污染綜合治理”，這與北京的“決戰之年”步伐統一。

最新消息是，2017年5月31日，李干杰赴任中共環保部黨組書記。

京津冀區域大氣污染治理聯防聯控的機制早已實施數年，但它的局限性卻飽受熟悉其機制的專家詬病——并非緊密型的實體部門，沒有專職人員，多為北京牽頭主導，更多起到協調作用，缺乏強制力。彭應登認為，這就導致了聯防聯控措施的低效能，讓效果大打折扣。

在最近一次中央深改組會議上，會議決定將在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探索建立跨地區環保機構。彭應登介紹，這一新的實體機構是專注治理大氣污染的“京津冀大氣環保局”，獨立于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設有專職人員，最可能的形式是類似華北督查中心的環保部派出機構，有望在2017年下半年設立。對比此前的區域聯防聯控機制，新機構側重于常態化污染治理、制定統一標準。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冉冉博士曾對環境政令難以協調推進的原因深入研究，得出的結論之一就是：環保行政管理體制的責任碎片化，讓部門、地方間很難進行有效的合作。有環保系統人士認為，李與陳先后空降河北、北京，既為京津冀跨區域合作治污鋪平道路，也彰顯著中央狠抓京津冀污染治理的決心。

環保部部長陳吉寧2017年2月24日赴河北省石家莊市開展2017年第一季度空氣質量專項督查。

“GDP和環保不再是矛盾體”

環保系統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認為是弱勢部門。

據《新環境》雜志2014年統計，在此前近20年中，全國有99位環保廳局長先后卸任。其中真正意義上官升一級、由正廳級升遷為副部級的，只有1位；由廳局長調任地市委書記、市長的也僅6位。其中4位是轉任市委副書記，只有2人直接轉任市委書記一職。

四川省環保廳宣傳教育服務中心主任曹小佳曾在《中國環境報》撰文提到該省的類似情況，2014年以前的近10年里，四川省21個市州環保局長職位，在任和離任的環保局長有五十多位，但已知在環保局長崗位上得到提拔任用的只有1位：提拔為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曹小佳這篇文章寫道，在環保系統形成了這樣的“共識”：一個領導無論多么優秀，只要到了環保部門，就意味著職業官員生涯的終結。究其原因，環保干部普遍認為，環保部門擁有環評、執法、總量考核等權力，都是“說不”的權力，實際就是得罪人的權力。四川省環保廳原廳長姜曉亭就曾說過：“環保干的是好事，當的是惡人。做環保工作，只有兩條路可選，要么失職，要么得罪人。而無論選擇哪一條路，結局都很難看到政績。”

而近幾年，這一狀況正在發生改變。

梳理2014年以來的環保系統官員離任去向發現，3年來，包括陳吉寧、李干杰在內，至少有6名環保系統的廳局級及以上官員轉任黨政要職。新疆環保廳原廳長哈丹·卡賓在任環保廳長一年后，即履新阿勒泰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云南省環保廳原廳長姚國華2015年10月調任紅河哈尼彝族自治州州委書記；現任寧夏吳忠市市長的喜清江曾任寧夏環保廳廳長；現廈門市市長莊稼漢，更是在福建任環保廳廳長后，兩次轉任地方黨政一把手，此前在南平任市委書記。

新加坡國立大學房地產研究院院長鄧永恒教授的團隊曾經搜集了中國283個中小城市的市長和市委書記10年的政績和升遷結果，根據這項統計，如果市委書記和市長任期內的GDP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的話，升職概率將高于8%。“如今轉任要職的環保官員增加，從另一個側面也說明，GDP和環保不再是矛盾體。”竹立家說。

中央黨校教授張希賢觀察到了人事任命的新趨勢，即把專業的事交給懂行又具備管理素質的人來做。2008年，國家安監總局局長王君走馬上任不到半年便逢山西發生特別重大尾礦庫潰壩事故，他臨危受命出任山西省長，后大刀闊斧改革，當地民眾稱其為“安全省長”。而今在生態文明建設、污染治理的嚴峻形勢下，張希賢認為，側重選拔專家型干部是把短板抓了起來，提高了執政素質。

張希賢認為，這與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和環保工作逐漸受到重視有關，環保系統官員“干得好，依然是有上升渠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