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炮轟中國是美國工作崗位流失的罪魁禍首，聲稱要將中國人“偷走”的工作崗位還于美國人民。眼下距離特朗普入主白宮的日子越來越近了，他接下來會有什么動作？會給中國帶來什么影響？曹錦清教授認為我們不必糾結于特朗普這個人怎么樣，而應該轉變發問方式，思考“中國為什么行”，思考中國制造業的崛起與美國國內勞動崗位減少的關聯性。

此文為12月30日，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與觀察者網共同舉辦的《特朗普的美國vs崛起ing的中國》研討會系列文章之一，根據現場錄音整理成文。

美國社會學家E·A·羅斯有一本書，書名叫《變化中的中國人》，是1911年出版的。這本書的第五章，標題叫作“中國的工業化”，其中有個觀點引起了我的注意。

第一是“黃禍”，何為“黃禍”？那個時代中國人口眾多，國家又很亂。然而真正的“黃禍”是什么？他認為西方人一直沒搞清楚，而他搞清楚了：中國的工業化才是西方真正的“黃禍”。

中國有這么多勤勞的、廉價的、聰明的勞動力，中國人的身體耐力遠遠超過西方人。這樣的勞動力一旦與西方的技術相結合，就會形成巨大的生產力，那讓西方的工業階級吃什么去？

西方的人力資源成本高，想把它降下來，那是不可行的，這一點是競爭不過中國人的。“黃禍”問題對中國開始工業化進程后的歐美第一代和第二代人影響不是很大，因為中國工業化要有一系列的先決條件，比如教育、資本和國家統一等等，這需要一兩代人的時間積累，歐美第三代和第四代人將迎來真正的“黃禍”。正如E·A·羅斯預計所言，本世紀末才是“黃禍”到來之時。

不得不說這位學者的判斷是如此準確。上世紀末，我們參考了西方體制，成為世界工廠。當然了，針對中國的這個工業化體制，也有“左”和“右”的爭論，比如留下了不少污染、血汗工廠等等。

中國的勞動者不僅是受過教育的、廉價的、勤勞的，而且他們對整個市場變動、貨幣變動能做出靈敏反應，這些全世界都沒有。

歐洲在18、19世紀，完成了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從自給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移。同樣的過程在非洲和中東地區都出現過很大的問題，而且在中東地區出現的問題比在所有國家出的問題都大。因為農耕時期各種各樣的行為方式包括商業方式、借貸方式都由宗教加以規定，所以他們向市場經濟轉型就特別艱難、特別痛苦。

相比之下，中國有多達幾億的勞動力，如此大規模的人口隨著市場需求一直在持續流動著，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還保持了相應的穩定有序，這是很不簡單的事情，然而這些卻從未被研究過。

千萬不要低估這個現象，而且中國的這些勞動力不是在今天一下子突然涌現的，而是在宋代以后就逐步形成了。

曹錦清教授在論壇上發言

上個世紀末，國際環境相對較好，在黨的領導下，中國的勞動力實現了與西方技術的結合。在將近20年的時間里，沉淀在農村的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在加速流動著和變化著，完成了一個拐點變化。到了2003、2004年，勞動力市場的工資開始顯著提高，勞資關系也發生了很大變化。

從這些變化出發，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兩個問題。第一，這在中國國內意味著什么？我認為我們未必很好地研究過。第二，這對國際意味著什么？中國的崛起和歐美的那些問題是不是有直接關聯呢？

現在中國制造業正在向中高端邁進，按照中國制造2025年的預期目標，通過10年、20年的努力，大批勞動力也將實現轉型。那個時候中國的崗位將不再是中低端崗位，而是全世界中產階級的重點崗位。這些變動，對全球的格局意味著什么？對美國和歐洲又意味著什么？

還有一個關鍵問題，我們能不能達到這個目標？不能達到就會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們實現了目標，200年或者500年的工業化歷史將被改寫，這是一個極大的事情，但是西方所有儲備的理論都無法解答。

中國有14億人口，歐美幾個白人國家的人口滿打滿算不會超過10億。我們有14億人口，其中12．56億是龐大的主體漢民族。沒有一個西方政治學、法學的研究者考慮過這個問題，他們也沒有興趣考慮這個問題，但是現實逼著他們去考慮。

等到中國制造業邁進中高端行列的那一天，西方的衰落將不可避免。從目前來看，歐美現在發生的那些現象是資本主義發展周期的一般現象？還是因為中國崛起而產生的全新的歷史現象？

我們要從這個角度提出歷史問題、思考問題，而不必糾結于特朗普這個人怎么樣。因為這個人比較怪誕，反應乖張。對于特朗普，人群中驚恐者有之，不以為然的有之，看笑話的有之，各種猜度者有之，不足為奇。

我們需要判斷的是，制造業轉型的主動權是不是還在我們中國人手里？我們還能不能一步一步地完成轉型？如果說美國想加以阻撓和干涉，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中國有14億人口，不要低估這個人口規模。亞洲四小龍崛起的時候，美國學者一片興奮，用亞洲四小龍來教訓“依附論”者說，你看看人家不是也上來了嗎？不也變成發達國家了嗎？你們沒上來是因為你們笨，你們懶。

中國崛起讓有些歐洲人隱約感到了驚恐，但是他們對本國制造業流失的第一反應往往是“這是工業自動化的必然產物”，或者認為本國高污染的低端制造業“出去”之后自然會帶走一部分就業崗位。但是，他們沒有看到在全球化加速的過程中，中國制造業的崛起與他們國內勞動崗位減少的關聯性。

這個問題美國搞清楚了嗎？也沒有。我們要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既然中國發展到了這個階段，我們整個的發問方式也要變，要知道一個時代的發問方式會引導整個時代的學說。

近代以來，我們主要的發問方式是“中國何以貧弱”、“西方何以富強”，這是第一大問題；第二大問題是“何以在短期內擺脫貧弱，和西方并駕齊驅”。我們全部的思考都是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

現在，我們仍然死守著原有的發問方式而停滯不前，也就是“何以并如此”的方式。原教旨自由主義者認為中國還沒有完成現代民主化的轉型，所以經濟問題、社會問題、道德問題、污染問題的總根源是民主化問題，只要一選舉，這些問題就自動消失了，一私有化，問題就都解決了。

然而，這些發問其實遠遠滯后于中國發展的現實，我們要明確地提出新的發問方式：為什么中國行？中國現代化之后，對整個世界和西方會有多大的改變？

目前，我們中國人的敘事都是西方敘事，都是西方人代我們敘事。新時代已經來臨，我們這代知識分子要承擔起改換提問方式的重任，尋找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