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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受盛運環保、神霧環保、凱迪生態等債務違約和東方園林發債失利的影響，環保行業融資難問題進一步加劇。“金融機構沒有意愿放款，一聽是環保企業就想躲。信貸還完之后只減少、不增加，甚至貸審會審批后給了‘糧票’的都沒錢放款。”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榮譽會長、桑德集團董事長文一波表示。

如果說2016年環保行業的痛點是低價競標，2017年的痛點是建筑類國企入侵，那么2018年的痛點就是融資難與融資貴了。

2018年上半年，受盛運環保、神霧環保、凱迪生態等債務違約和東方園林發債失利的影響，環保行業融資難問題進一步加劇。

“金融機構沒有意愿放款，一聽是環保企業就想躲。信貸還完之后只減少、不增加，甚至貸審會審批后給了‘糧票’的都沒錢放款。”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榮譽會長、桑德集團董事長文一波表示。

不過，好的消息是，7月17日，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在調研督導時已經強調，大中型銀行要加大信貸投放力度，帶動銀行業金融機構小微企業實際貸款利率明顯下降。7月18日，有媒體報道，網傳央行近日已在窗口指導銀行，將額外給予MLF（中期借貸便利）資金，用于支持貸款投放和信用債投資。

融資成本超正常利潤

今年這輪去杠桿起始于去年年底，至今已持續半年多的時間，給企業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以某環保企業為例，該公司的合作銀行有23家，授信總額度為42.9億元。但在銀行內部風險控制的情況下，這23家銀行中有一半的授信額度都不超過2億元，授信額度嚴重減少。不僅如此，每到月末、季末和年末，資金政策還會收緊，無法進行正常的提取貸款或競價提款，給企業造成很大資金壓力。此外，受幾起環保企業債務違約事件的影響，現在資金市場對環保企業的認可度普遍不高，評估風險等級提高，發債難度加大。目前，該公司還有3億元已經審批的私募債沒有發行，各家金融機構均處于觀望狀態。

目前，環保企業融資成本已超過其正常利潤水平。據了解，環保行業的平均投資收益為6%左右，而融資成本則已高達8%以上。

“前幾年表內的融資成本也就不到5%，綠色貸款甚至低于4%。今年上半年增加到6%，7月份我們再接觸銀行的時候，起點就已經是7.5%了，實際能夠拿到的則在8%以上。”清新環境總裁張根華表示。

在文一波看來，政策調整后，中國的民營高科技上市公司成了受傷最嚴重的領域。

“政策出臺的主觀意圖或許不是這樣，但客觀上確實造成了這樣的結果。”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會長、博天環境董事長趙笠鈞同樣表示，“小微企業過去其實沒拿到過什么貸款，民企拿到的貸款也有限，科技型企業普遍缺乏抵押品，他們過去基本上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支撐。”

最終，這也會影響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效果。文一波表示，環境治理是需要花錢的，但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都無法提供充足的資金，這就需要形成一定的資金來源和融資模式，如PPP。如今融資模式被堵塞了，污染防治攻堅戰也就沒有了“彈藥”。

PPP融資難題待解

環保行業主要包括污水處理、垃圾處理、煙氣脫硫脫硝等業務類型，其中很多項目的業主都是地方政府，所以項目大多采用PPP模式。

目前，環保項目普遍采用PPP模式，其特點是重資產、長周期，一個PPP項目的投資額往往高達幾十億，而回款周期則長達20-30年。資金方面，PPP專項貸款時間慢、申請難，銀行信貸又需要抵押品，環保服務企業難以提供，導致企業不得不采用短期融資手段。但在國家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強力去杠桿的形勢下，新的融資越來越難，融資成本也大幅提高，導致企業出現債務違約，繼而又使得全行業受到波及。

PPP項目最好的融資辦法其實是PPP項目專項貸款，它的成本約為5.3%，基準利率上浮5%-25%，期限一般為7-15年或更長，非常適合環保PPP項目。但是，PPP項目專項貸款審批周期很長，所需資料證照較多，還要受到項目復雜程度等因素的限制，順利的話也要6-12個月才能完成。由于環保治理任務一般較急迫，在融資到位之前，項目資金全部由企業墊支。

在此情況下，環保企業解決資金就只能通過短期融資手段，如發債、融資租賃等，但這些短期融資手段的問題是期限短、成本高。以融資租賃為例，此前期限一般在3-5年，成本則達到8%-10%，而當時銀行表內的融資成本則不到5%。

由此導致的問題，就是期限錯配風險。去年年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打響，持續的強監管和去杠桿措施導致資金供給量大幅降低，企業融資難度加大。今年上半年，部分環保企業開始爆發債務危機。

“正常情況下可能問題不大，依靠發新債可以覆蓋掉原來的債務，但現在新的融資做不了，后面的融資接不上，結果就出現了債務違約。債務違約又形成連鎖反應，第二天銀行就找到企業抽貸，最終形成系統性風險。”文一波說。

“這其中，東方園林發債失敗一事對環保行業起了一個非常不好的作用，把風險放大了，讓大家感覺好像環保行業整體都不行了，因為它畢竟是一家龍頭企業。”一位環保企業的負責人表示。

避免“一刀切”

其實，去杠桿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優化了PPP項目的質量。

“通過今年與去年的數據對比，環保企業拿到的PPP項目數量是在減少，但項目的質量明顯比去年好很多。有些項目甚至因為沒有企業去投，流標了好幾次，這在去年都是不可想象的。去年只要是一有項目放出來，馬上就會有很多企業涌上去，一度還出現過‘零收益’拿項目的，現在則都回歸理性了。”趙笠鈞表示。

但是，去杠桿政策在實施過程中也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政策疊加，央行、財政部、銀保監會、證監會等都出臺了政策，部門之間事先又缺乏溝通，導致短時間內政策密集實施。

“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了好多年，每次加息都會先放出風來，試探一下市場的反應，然后再操作，整個寬松的過程可以拉長到幾年之久。”文一波說，“但我們的去杠桿政策出臺之前可能就缺乏足夠的論證，實施時間又很快，結果就產生了很大的殺傷力，最終造成新的風險。”

趙笠鈞認為，目前金融機構在去杠桿過程中應避免“一刀切”的問題。對于堅守環境企業價值本質，在發展中追求品質和創新，并擁有較高技術實力和管理能力的企業，金融機構應該區別對待，為環境產業創造健康的發展空間。

他還建議，應該簡化PPP項目專項貸款的擔保手續。可以以項目的特許經營權或收費權質押作為貸款條件，剔除母公司的擔保條件，避免母公司資產負債率等影響PPP項目專項貸款的落地，確保項目順利推進。

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首席環境政策專家駱建華也表示，銀行信貸方面，相比其他行業，環保企業普遍缺少土地、廠房等有形資產，因此對其的抵押質押品可以考慮從有形資產擴展到無形資產。“對很多以技術產品、服務見長但抵押品缺乏的環保企業，可以探索以知識產權進行質押的信貸政策，鼓勵環保企業持續創新。”駱建華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