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一包數百件的舊衣物，偷運到中國后，經過分揀整理，每件能以幾十元甚至數百元價格出售，而這些衣服當中，很可能含有大量病原體。

除了舊衣服，國外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醫療廢物等近年來也源源不斷地流入我國。漂洋過海的洋垃圾究竟為什么屢禁不止？這背后有什么樣的經濟鏈條？該如何監管，才能杜絕這種現象？

目前，環境保護部正在組織開展為期1個月的打擊進口廢物加工利用企業環境違法行為專項行動，對全國進口廢物加工利用企業進行全面排查。同時啟動問責機制，對通風報信、包庇縱容等違法違紀行為追究責任。

中國環境保護組織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認為，這次專項治理的亮點就是強調了監管的重要性，但是如何能夠形成長效機制，也是治理的關鍵所在。

黑色利益鏈

一雙在深圳生產的運動鞋，被裝在紙盒中運到了美國，顧客買鞋后把鞋盒扔進了可回收垃圾桶；隨后，鞋盒被送上了南加利福尼亞港口的集裝箱船，很可能又從那里被運回我國；然后再進入造紙廠，經過循環再造變成了新鞋盒，再次被出售給制鞋企業，鞋盒再次被顧客買走……

這只是洋垃圾作為原料被循環利用的一種，如果沒有經過嚴格的消毒，很可能威脅人的身體健康。

據環保部介紹，我國對進口固體廢物實行分類管理，對環境風險較小、資源價值較高的可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如廢舊金屬、廢紙、廢塑料等實行進口許可管理制度；對環境、衛生風險較大或利用價值低的危險廢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醫療廢物、電子廢物等洋垃圾禁止進口。

馬軍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洋垃圾污染環境的情況不止這一種。

其中，有直接含有有毒物質的重金屬和有機物，還有以循環利用為由引進的洋垃圾，在再利用的過程中發生二次污染，產生的廢水、廢氣、重金屬等會污染土壤和海洋。

以電子垃圾為例。

20多年前，浙江臺州是國內最大的“洋電子垃圾”回收處理地之一，在那里，廢舊電器、金屬部件、電路板、電線、廢塑料等被當地人稱為洋垃圾的固體廢棄物堆成一座座小山，再被分送到溫嶺、路橋等地。

洋垃圾在那里被拆解，分離出銅、鋁、鐵等金屬。這些金屬材料，為溫嶺、黃巖的汽摩配件制造業，路橋、玉環的閥門配件制造等產業提供了基礎材料。每年，臺州還有超過百萬噸的黃銅、鋼鐵銷往國內大型冶煉工廠。

然而，這本應是循環經濟典型的電子拆解業，卻因為粗放的作業方式，種下了“毒”果，許多洋垃圾分拆地水體惡臭魚蝦絕跡，土地黑硬寸草不生，空氣污濁異味襲人。

有專家分析，電子洋垃圾所含的有毒物質在經過簡單拆解后，產生的廢水廢氣及二次廢物給環境造成的污染，是很難恢復的。

馬軍表示，盡管國家層面意識到了問題并開始了專項治理，然而，在巨大的經濟利益面前，地方政府為追求經濟增長點，為一些違法企業撐起保護傘。

同時，洋垃圾屢禁不止的背后，存在非法倒賣和轉讓固廢進口許可證的“黑色利益鏈”，倒賣“指標”成為一樁利益驚人的生意。

我國2011年頒布實施《固體廢物進口管理辦法》，進口固體廢物監管工作主要由海關、檢驗檢疫、環保、商務、發改五部門共同負責。

然而，一些地方對固體廢物進口后實際的貨物流向缺乏有效監控，貨物通過許可證進口后是否在備案工廠進行加工，僅憑拍照來印證，漏洞較大。

據《北京晨報》報道，東部沿海某省有關部門近期查處了一家涉嫌參與走私固體廢物的化纖公司。

執法人員發現，該公司建有三條用于處理進口固體廢物的生產線，實際僅有一條正常開工，而該公司仍按照每年產能全開即15000噸的“頂格額度”向海關報關，“套”出來的額度被“轉讓”到了其他省份的小作坊，企業從中牟取暴利。

國內外的“反擊”

實際上，國際上對洋垃圾的管理也早有公約。

1992年生效的《控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巴塞爾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是國際上控制危險廢物非法蔓延的基礎性法律文件，《公約》對各締約國出口或進口危險廢物的國際義務及其法律責任均作了明確規定，并規定了處理各締約國之間有關危險廢物越境轉移爭端的國際仲裁程序。

我國于1991年9月4日加入該公約，是世界上最早加入的締約國之一。1999年，我國又加入了《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所造成損害的責任和賠償問題議定書》。

在國內，我國也已基本形成相應的規章制度。

為嚴格控制“洋垃圾”向我國境內轉移，我國陸續頒布了《關于嚴格控制危險廢物轉移到我國的通知》《關于堅決嚴格控制境外廢物轉移到我國的緊急通知》《廢物進口環境保護管理暫時規定》等行政法規或部門規章。

然而，雖然建立了規章制度，但現實卻不容樂觀。

洋垃圾所造成的危害已引起中央高層的警覺。

4月18日，中央深改組第三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要求以維護國家生態環境安全和人民群眾身體健康為核心，完善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

此次環保部的專項行動，將通過整合環境執法、監測、固廢管理力量，綜合運用調閱檔案材料、現場勘查、取樣監測、核查企業臺賬等手段，全面排查進口廢物加工利用企業環境違法行為。

一是重點核查企業是否具備環評審批、環保驗收、排污許可等相關手續。嚴格對照環評審批等文件要求，檢查是否存在批建不符等行為。

二是檢查企業是否正常運行污染防治設施，是否規范設置排污口，是否存在偷排漏排行為，是否存在超標排放污染物的違法行為。

三是檢查企業是否落實固體廢物、危險廢物等方面的環境管理要求，核查是否存在轉讓固體廢物進口許可證、進口廢物等違法犯罪行為。

亟待長效機制

事實上，這并不是環保部第一次整治洋垃圾。

在環保部官方網站檢索欄內輸入“整治固體廢物”關鍵詞，就有100條相關文章出現，而法治周末記者從中發現，近年來，無論是從中央到地方，對“洋垃圾”的追查也一直沒有間斷過。

早在2009年，環保部就曾公布一份禁止類“洋垃圾”目錄，但由于打擊面臨后續處理難、走私量刑認定、查扣成本高、執法面太廣等諸多難題，洋垃圾泛濫的勢頭并未得到遏制。

2013年，我國開展了進口固體廢物專項整治活動，到2015年6月，共立案偵辦走私廢物犯罪案件344起，查證涉案廢塑料、廢紙和廢涂料、廢礦渣、廢電子垃圾等145．75萬噸，抓獲犯罪嫌疑人647名。

其中，走私禁止進境“洋垃圾”犯罪案件150起，查證涉案電子垃圾、廢礦渣、廢涂料及廢舊衣物等25．6萬噸。另外，立案查辦固體廢物走私行政案件2215起，查證各類涉案廢物52萬噸。

打擊力度如此大，為什么這些非法的“洋垃圾”還是屢禁不止？

馬軍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很多有正規手續的企業為了節省成本、增加利益，會轉包給小散企業，而這些小企業的數量多且分散，加上環保部門的人力有限，在監管方面就會出現很多漏洞。

他認為，治理洋垃圾，更重要的是建立長效機制，比如，建立信息公開制度和黑名單制度。“如果企業存在二次污染的情況，將這個企業納入黑名單，不允許該企業再從事相關的業務。”馬軍說。

他認為，有了這樣的黑名單，不僅是監管企業的有力手段，同時社會層面也可以進行監督。同時，通過綠色金融、綠色采購等市場化手段，不管是我國從事相關行業的企業，還是出口的企業，如果發現違反《公約》，都應該列入這個黑名單中。